交通事故索赔只告司机一个人,往往要少拿一大笔钱。车主、车辆管理人、被挂靠公司在特定情形下都要担责,未投保交强险的车主还须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付。立案时把被告列对,是最终拿到赔偿的第一步。
很多事故认定书下来之后,受害人拿着认定书就直接起诉了司机本人。这样做在程序上没有错,法院也会受理,但经济上常常不划算。司机是自然人,名下可能没有登记在任何机构名下的财产,判决书写得再清楚,执行阶段也可能只落一个终本裁定。而车主一方往往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产车辆,甚至背后站着一家公司,这些才是真正经得起执行的赔偿来源。
更隐蔽的问题在于责任主体的漏列。民法典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规定,本来就把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分成了几类主体,各自在不同情形下承担责任。起诉时只列司机,等于主动把其他责任主体的财产排除在本案之外。事后想另行起诉车主,还要重新走一遍立案、举证、开庭的流程,时间成本和举证难度都会明显增加。
所以,起诉前值得花一点时间回答一个问题:这辆车背后,除了握方向盘的司机,还有谁?
借用和租赁是生活中最常见的"车与驾驶人分离"场景。处理这类案件的基础条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
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这条确立的基本格局是:谁开车谁担责,车主只在有过错时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按过错比例分担,原则上不承担全额连带。争议几乎都集中在一点上,车主的"过错"到底怎么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一条给出了明确的口径: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证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情形。
把这四项翻译成庭审中真正值钱的几句话,就是"明知车有毛病""明知对方没证""明知对方喝了酒"。这三句话在法庭上每坐实一句,车主就要为后果分担一份责任。
第一项情形的完整表述包含两个要件:车主知道或应当知道车辆存在缺陷,并且该缺陷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两个要件缺一不可。实务中常见的证据包括:事故前一段时间车辆在维修厂的维修记录,比如刹车系统、转向系统、轮胎的检修单据;车主与驾驶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如果借车前驾驶人问过"车况怎么样",而车主回复过"刹车有点软,你慢点开"之类的内容,这份记录的证明力相当强;还有同乘人员、目击者关于事故前车辆异响、跑偏的证言。
受害人一方在起诉前能做的具体动作是:向交警部门申请调取事故现场勘验材料,看鉴定意见是否提到车辆机械因素;通过律师持法院调查令调取维修保养记录;在起诉前固定车主与驾驶人之间的通讯记录,防止事后被删除。车辆缺陷一旦被鉴定确认,再结合维修记录或聊天记录,"应当知道"的认定并不困难。
第二项情形的范围比很多人想象的宽。它既包括驾驶人完全没有驾驶证,也包括"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C1驾驶证开中型货车、持摩托车证开汽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开车,都属于准驾不符,同样落入这一项。出借人对驾驶人身份负有一定的审查义务,把车钥匙交给一个自己根本不了解有没有驾照的人,事故发生后想以"我不知道他没证"抗辩,法院通常不会轻易采信。
受害人的举证方向包括:向交警调取驾驶人的驾驶资格核查材料,确认其准驾车型与肇事车辆是否匹配;留意借车场景中是否存在明显的疏失迹象,比如借车时驾驶人连保险单、行驶证都拿不出来。准驾不符的事实由交警材料直接固定,这一项在四类过错里往往是最好证明的。
货运行业里,个人出资购车、挂靠在运输公司名下经营的模式非常普遍。车辆登记在公司名下,道路运输证也办在公司名下,公司每月收取管理费,实际开车、还车贷的都是司机个人。一旦出了大事故,受害人起诉时常常发现司机个人根本赔不起,而挂靠公司在答辩状里拿出一份《车辆挂靠经营合同》,指着其中"车辆所有权归乙方(司机)所有,经营风险由乙方自行承担"的条款,主张自己只是名义车主,不应赔偿。
这类抗辩在法律上走不通。民法典对此设有专门条款,第一千二百一十一条规定:
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的分量值得单独说明。车主过错责任是按比例分担,挂靠公司的连带责任则是全部赔偿责任的兜底,受害人可以要求挂靠公司先行支付全部赔偿款,挂靠公司赔完之后再去向司机个人追偿。两者对受害人的保障力度完全不同。
立法作此安排的理由也容易理解:被挂靠公司收取管理费,借出自己的经营资质,对车辆投入运营享有利益,自然要对运营风险承担对外责任。至于挂靠合同内部怎么约定风险分担,那是司机和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对合同之外的受害人不产生约束力。
需要留意这条的适用边界。它针对的是"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也就是纳入道路运输经营管理的场景,典型特征是车辆办理了道路运输证、业户名称登记为被挂靠公司、公司收取挂靠费或管理费。偶尔把行驶证借给亲友办一次非营运的事,与挂靠经营是两回事,不能直接套用第一千二百一十一条。受害人在立案前可以做的核查动作很具体:看车门车身喷印的公司名称,看道路运输证上的业户名称,看运单、货运合同上盖章的是哪家公司。这些线索指向哪家企业,起诉时就把哪家企业列为共同被告。
前面讨论的都是车主"有没有过错"的问题。还有一类责任与过错无关,纯粹因为车主没履行投保义务而产生,这是司法实践中最容易被受害人漏掉的一个请求权。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在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交强险。投保是法定义务,不投保本身就是违法状态。
对这种违法状态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
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这条的威力在于它绕过了过错审查。哪怕车主对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只是忘了投保或者故意不投保,只要事故发生,车主就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的责任限额依据监管部门公布的现行标准,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8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0.2万元,具体口径以官方公布为准。也就是说,一辆脱保的车撞了人,车主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也可能要先拿出十几万元。
实务中最典型的场景是借用:车主把一辆脱保的车借给朋友,朋友开车撞伤了人。受害人起诉时如果只列司机,就完全错过了车主在交强险限额内的这部分责任。立案前查一下保单是否在有效期内,是每个案件都值得做的动作,成本几乎为零,收益却可能是一整个限额的赔偿。
把上面的规则落到操作层面,起诉前建议按下面的顺序做几件事:
被告名单列对之后,还要留意诉讼时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伤情较重、治疗周期长的案件,赔偿数额在治疗终结前难以确定,更应当尽早起诉或以书面方式主张权利,避免时效风险。
列被告是技术活,涉及责任主体的筛查、证据的诉前固定和诉讼策略的选择,建议在立案前咨询专业律师。武汉地区可以考虑以下律师和律所:
委托前可以通过武汉市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关的公开渠道核实律师和律所的执业信息,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代理人。交通事故案件大多按标的额收费,部分律所对人身损害案件提供风险代理,签约前把收费方式、服务范围写进委托合同即可。
回到开头的问题:起诉只告司机会不会吃亏?会,而且吃的亏往往在判决生效、执行落空之后才显现,那时再想追加被告,时间和举证的窗口都已经收窄。事故认定书拿到手的第一周,把司机、车主、管理人、挂靠公司、保险公司逐一过一遍筛子,该列的列全,该固定的证据固定好,赔偿才能真正落地。